编者按

“一带一路”是促进相关各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重大倡议，因其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人民利益而具有广阔前景。倡议提出五年来，相关国家在多领域的合作呈现良好态势，在经济、金融、外交、文化、教育、法律、科技等方面，产生了全方位影响。高等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基础性、支撑性和引领性的重要作用，有为才能有位，大学何位？大学何为？本文把大学的发展置于“一带一路”的宏阔背景下去考量，提出如何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提升高校自我发展能力和水平是国内高校亟须思考的重要命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新形势与新机遇

现代高等教育一千年来的发展，经历了由欧洲中心到英国、德国和美国中心的变迁，历史经验表明，世界一流大学无不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中国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技合作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机遇，为中国高校走向世界舞台开辟了新的路径。

“一带一路”建设，基础设施、能源开发、国际产能合作先行。根据国新办发布会上的消息，截至6月底，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承担了3116个投资项目和工程。这些领域多为资本和技术密集行业，资金和基础设施、高水平专家和工程师都具有稀缺性，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驱动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牵引力，必然要顺应装备、技术和工程服务“走出去”的合作提速趋势，深度参与解决技术和人才的稀缺问题。以高水平行业特色高校为代表的部分高校因其与行业的长期密切联系，已经在服务“一带一路”发展中形成了先发优势。比如，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以石油企业海外合作项目为依托，通过“校—企—校”联合和“校—校”联合等方式为企业海外项目“订制”专门人才，形成了“学校主导、企业全程合作、政府支持、国外高校等多方参与”的人才培养协同机制;河海大学组织实施“‘一带一路’水利高层次人才计划”为沿线国家输送水利水电本土化人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综合矿产、海洋及空间科学等学科优势，成立“丝绸之路学院”等。这些办学实践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科技支撑和文化理解。

当前，我国正在开启高等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开放体系，将全面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学要在这一伟大的机遇中找到自身发展的契合点和着力点，激活创新发展潜能，促进多元化、多层次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快速健康成长。

2.新问题与新挑战

我们还要清醒意识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在宗教文化、国家制度、经济建设和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大学还有不少困难和挑战。

首先是适应度不够。“一带一路”大大提升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以及企业参与全球化产业链的概率，面对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无不在提升创新能力和国际化经营水平方面下真功夫。高校在适应并引领行业企业海外发展、转型升级方面还有所滞后。突出表现在人才培养的适应度不够，缺少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理念以及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建设适应度不够，缺少兼具国际化视野、语言能力、学术水平、工程技术能力的高水平师资;学科专业建设适应度不够，沿线各国的国别研究、政治经济状况、法律法规、小语种专业均缺少相应的学科设置以及教学研究人员;科学研究适应度不够，被动参与企业科技攻关较多，主动服务对接企业产业升级需求和开展前瞻性研究有待加强。

其次是协同性不够。一是我国与相关国家高等教育实质性融合与协同不足且不均衡。长期以来将合作对象锁定在发达国家、相邻国家，在与中国合作论文排名前20位的国家中，大部分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只有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和以色列4国;双边合作多、三边甚至多国合作少，三国及以上国家合作论文仅占7%;缺少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尽管陆续成立了相关国家一些大学联盟，但联盟合作目前还仅限于开展论坛、举办峰会等形式，缺少方向性和实质性协同合作，尚未能落实在联合培养人才、国际科技攻关等方面，高等教育资源在相关国家尚未能实现高效配置和流动;二是粗放式合作方式，相关各国发展水平、文化、特色产业、高教水平各不相同，缺少根据各国优势学科领域、科研布局差异而开展的分层次、精准式合作策略和合作模式;我国西北、东北、西南、沿海和港澳台分别对应不同的沿线国家，基于地缘优势和合作传统，各个区域的高等教育形成了不同的国际化合作方向，当前尚未进行科学分类规划，也使得与相关国家高校间的合作呈现点状、交叉的现状，未形成学科集群优势和较大的国际影响力;三是国内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不合理。西部位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拥有十分丰富的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等战略物资，也在地理位置、宗教文化、经贸合作等方面与相关国家有天然优势。但目前西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非常匮乏，其办学实力尚不能在人才、科技、国际交流等方面有效支撑“一带一路”建设需求。国之所需，校之所重，将西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是西部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再次是主导性不够。相关各国教育各具特色、有较强互补性，还有巨大合作空间有待开拓。作为倡议发起国，“一带一路”构想倒逼我国从国际合作参与者向主导者角色转变，从建设教育共同体、到组织方式和机制设计，再到实施步骤与交流项目，都需要有组织地主导和协调。但长期以来“西方语境”下的合作模式、合作结构居于主流，国内高校在国际高等教育合作体系中处于跟随者、参与者的位置，对于主导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合作经验不足;科研合作方面，在多国国际合作项目、高质量研究、重大科学前沿研究中我国大多处于从属地位;学术影响力方面，作为规模占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已超20%的高等教育第一大国，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与高等教育实力存在错位，学者在国际学术组织中任职较少，在重要国际学术年会上发声较少，话语权不足;文化交流方面，对于提取最大公约数凝聚文化共识、搭建青年文化多边对话与交往平台、创新文化传播模式等方面的主动性还不够;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均影响了高等教育持续深化合作的进程。

3.新理念与新作为

“一带一路”对高校“双一流”建设影响深远，它为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拓宽了新领域，为人力资源开发拓展了新途径，为文化交流搭建了新平台，为智库建设和智力资源汇聚提供了新渠道。高校理应以新理念、新作为，促进高等教育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开放共享，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创新超越、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是要提升站位，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需求。高校要主动担当、积极行动，在服务人类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中体现价值担当。要促进人才培养升级，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积极探索教育课程体系标准化建设，逐步开展标准统一的评估授权认证，促进跨国跨境互认学分和毕业证，探索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使各类人才评价有一致标准;要促进师资队伍升级，通过完善人才流动机制，为高层次师资队伍流动提供政策支持，并进一步吸纳有实践经验、熟悉相关国家情况的工程师进入师资队伍，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同时建设高端智库，为总结推广基层创新、风险评估等做好知识储备和人才储备;要促进学科专业建设升级，聚焦重点，突出问题导向，在集中优势巩固传统学科的同时，加强清洁能源、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交叉学科;要促进科技服务升级，紧密贴合行业企业转型升级需要，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抓手，实施“教育合作框架+人才培养+企业项目支撑”的运作模式，贯通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和创新链。

二是要加强统筹协同，形成发展合力。要构建多边合作机制，建设高端对话平台并定期召开会议强化信息交流和畅通，加强对人才需求、科技成果转化等平台和信息库建设，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促进项目、人才和资金等多方对接;要加强多国尤其是三国及以上的国际合作，通过亚投行等渠道设立专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资金，组织并实施“一带一路”语境下的国际科学重大项目，比如“跨国油气输送”“跨海大桥”等复杂工程领域，各国科研工作者均可申请，组建联合研究团队，成果用于惠及各国发展;要开展精准式合作，从宏观上制定政策和指导意见进行引导，鼓励国内高校各自发挥区域优势和学科优势加强与沿线国家合作，比如加强我国西北地区高校与中亚、西亚、中东欧国家联系，促进向西开放;加强东北地区高校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的优势，促进向北开放;加强西南地区高校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打造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门户;加强东南沿海地区高校与港澳台高校的全方位合作等等。通过建立联系紧密、分工协作、高效配合的实质性合作机制，形成集群优势，提升国际影响力;要提升西部高等教育水平，推进西部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短期内采取汇集各方资源强化援建、直接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等方式最为快捷可行，比如，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基于与克拉玛依这座“石油城”的长期合作，在克拉玛依设置新校区，加强西部紧缺的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今年5月，教育部牵头14所部属高校支持共建校区，通过推进远程智慧教育平台和联合研究院、建立各高校师生社会实践基地、选派优秀师资赴校区参与援建等工作，不断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这也是优化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

三是要完成角色转变，主导构建高等教育合作新格局。要打破惯性思维，树立勇于打破旧体系、建立新体系的进取型学术气质，弘扬敢于冲击世界一流、敢于超越科技垄断的领跑型学术精神;要积极构建基于“一带一路”价值体系的高等教育评价标准和合作机制，共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互鉴先进经验，共享优质资源，共同提升质量;要把高校青年学子间的文化交流作为民心相通的重要组成，丰富内容载体，讲好文化故事，增设文化交流项目，使尊重、欣赏、共享多样化文明成果成为青年价值观的基础;要以点带线、由线到面，充分挖掘各国教育资源和比较优势，推动师生交流、课程共建共享、联合办学等各个层次多元化合作交流;要主动协调，牵头组建分领域、多层次的高校联盟或学术组织，牵头建立协同研究实体和联合培养基地，推进教师海外研修、培训基地以及学生跨境实习、实践基地建设，创设条件支持教师、学生到各类国际组织中任职，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提升本领、增长才干。